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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市的很多高科技电子企业都在加薪争抢工人，涨价效应蠢蠢欲动。春节刚过，全球大电源供应器厂台达电子就已经证实：供应商已经要求涨价，台达电子只能通过提高价格转嫁成本。

 

　　"根据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的调查，广东地区缺工至少上千万人。" 东莞台商协会会长叶春荣表示，岳丰企业从1月份开始就已经给工人加薪，虽然回流的工人保持在90%以上，但企业人工成本却已经上扬。现在，必须向上调高3%的产品报价，才能保证原计划的销售利润。

 

　　"事实上，大陆缺工从去年下半年就已经开始了，而且越演越烈，业者竞相加价抢人，造成生产成本上扬。" 一家电子企业的总经理表示，今年他们已跟客户沟通，必须调整价格反应成本，客户同意涨价10%。

 

　　电子业者分析，中国大陆低廉价格电子产品时代，将因缺工潮结束，今年电子产品涨价可能性很高。

 

　　台达电子在年前给大陆员工调高薪水10%以上，台达电子表示，缺工让大家的成本都上扬，未来价格的调整将是环环相扣。台达电子有关负责人坦承，在缺工潮的现象无法纾缓的情况下，涨价将是一个必不得己的选择。

 

　　除了涨价，还有一些企业将着力点放在了企业创新和研发上。尽量减少"红海产品"份额，开发更多"蓝海产品"。以大限度地减少由于缺工问题给企业造成的影响。

 

　　同时，改善生产技术，更多的使用自动化设备，也成为很多企业采用的一个手段。东莞市南森工艺礼品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沈晖就表示，他已经把传统流水生产线改成先进的"CELL-LINE"。

 

　　"大队人马共同作业改成了单元式的生产小组，这样不会因为一个人效率降低而影响工作进程。过去流水线上6.5个小时才完成的产品现在只要1．5小时即可完成。"沈晖说，厂里1400人干的活，现在900人就完成了，一条生产线就节约了将近500人的人工成本。

 

　　从珠三角地区开拔，把利润率低、用工成本高的产品生产基地转移到用工成本低的内陆地区,也成为珠三角地区很多企业的无奈选择。

 

　　2月27日上午，在犹豫挣扎了3个多小时后，32岁的苟锡梅还是和老公一起，退掉了去广东中山的长途汽车票。

 

　　苟锡梅是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人，此前她在广东省中山宝元鞋厂打了近10年工。这是第一次，她决定不再去那里了。

 

　　苟锡梅留在当地新开的一家工厂--宝加鞋厂里。这家鞋厂与苟在中山的宝元鞋厂同属全球大的制鞋企业--台湾宝成集团。

 

　　5万人的招工规模，10亿的年产值，当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砸到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头上的时候，县政府爽快地答应了台湾宝成集团的苛刻要求：10年不上税，土地价格以优惠价出售。不仅如此，该县还主动包揽了帮其招工的重任。

 

　　这个耐克、阿迪达斯、亚瑟士、彪马等知名品牌的代工商，正雄心勃勃地准备在这个人口不过二十多万的阳新城，再造一个"小阳新"：计划招收工人多达5万！

 

　　"小小阳新，万众一心，要粮有粮，要兵有兵。"在革命年代，阳新县是中国著名的老区。打工潮兴起之后，阳新县迅速成为全国有名的"打工县"。全县人口98.3万，每年外出打工的就有 20多万。

 

　　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吸引了代工大户的注意。2008年7月，台湾宝成集团决定，在这里投资建设一个鞋厂。

　

    根据规划，宝加一旦落成，年产值将达到10个多亿，而整个阳新县的财政收入，去年也才不过刚刚突破7亿元。

　　

    对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来说，宝加的到来，如同天上掉下的一块大馅饼。服务宝成，成了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

 

　　该县规定，全县公务员一天两班倒，在阳新火车站蹲守，派发宝加鞋厂的招工宣传资料。按照计划，宝加要在3月1日前招收第一批工人10300人。县政府主动包揽了帮助其招工的重任。一场"抢工"大战，从春节前开始打响。

　　

县里成立专门的招工工作领导小组，县长亲自挂帅。1月24日，县里专门召开招工动员大会，将各乡镇领导喊到一起，将招工任务细化，从县到镇，从镇到乡，从乡到村，从村到组，层层分解下去。

 

　　完成任务与否，成为考核干部的标准之一。县里明文提出，完成任务有奖，一等5万元，二等3万元，三等1万元。同时，电视台、户外广告栏、网站、短信群发平台……所有公共宣传工具，都被调动起来。

 

　　当时，距农历新年还有半个多月，正是农民工返乡的日子。该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梁玉乡就亲自带队，在阳新火车站蹲守。

 

　　值班表从农历十二月二十一直排到正月十五。16个人一班，一天两班倒，列车一到站，这些平日坐在办公室里的公务员们便涌到出站口，派发宝加鞋厂的招工宣传资料。

 

　　从温州、上海等地开来的列车多是凌晨到达，梁玉乡说，同事们常常熬通宵，冻得直打哆嗦。印发的3万多份宣传资料，发得一干二净。招到的民工，被当国宝，专人专车直接拉到宝加鞋厂。

 

　　阳新县只是中西部的一个用工数量激增的一个缩影。事实上，中西部的很多地区用工数量都在迅速增长。

 

　　"继国务院批准重庆设立寸滩保税港区后，2010年2月26日，国家又批准在重庆设立中西部第一个综合保税区项目，集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区、港口的功能于一身。同时，国家发改委近正在研究制定成渝经济区发展规划。所有这些，都使用工需求在同一时间出现激增。"

 

　　重庆市贫困地区干部培训中心主任刘兴忠说，中西部地区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行业洗牌布局，正在一系列措施推进下加速完成，并将进一步扩大用工需求。

 

　　到十二五期末，西永综合保税区将形成8000万台以上的笔记本电脑生产能力，以及笔记本电脑零部件、服务器、打印机、LCD、汽车电子等关联项目，到2015年，将形成5000亿产能，实现50万人的就业。

 

　　2009年，"惠普(重庆)笔记本电脑出口制造基地"、"富士康(重庆)产业基地"落户重庆西永微电子产业园。2012年，将形成年产2000万台外销笔记本电脑的生产能力、产值超过2000亿元的庞大产业链集群，相当重庆现有汽车摩托车的产值，吸纳20万就业。

 

　　同时，全球大的服务器制造商英业达公司也将其中国第二生产基地布局重庆西永综合保税区，并邀请冠捷集团、新普电子等约70家核心供应商来渝。刘兴忠说，可以想象，西部地区的用工数量也不是个小数字。

 

　　如果说，重庆只是个局部现象，那么国家出台实施的大量惠农政策，各地采取一系列促进农业发展措施，农村环境改善，农业生产效益提高，吸引部分农民工返乡创业，发展生产，也是导致在进城农民工减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去年各级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引导返乡农民工再就业，"民工荒"侧面验证了这些政策的成效。

 

　　期间，国家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也消耗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去年，在包括铁路、公路、机场、地铁、大型水电设施等项目建设中，上海的世博会项目建设吸纳了至少400万人农村劳动力，而汶川地震重建，又让四川这个劳务输出大省至少滞留了180万人外出就业。

 

　　今年，中央政府将投入4万亿用于铁路、公路、机场建设，投资1.8万亿用于城乡电网建设；投资3700亿用于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投资2800亿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09年9月8日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9)》估算，这些项目可拉动9239万人就业。其中，农业就业数量多，为3805万人；建筑业为1674万人。

 

　　国家财政、金融对农村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国家连续多年推出的农业补贴、农业税费减免，政策使得务农收入大增。同时，国家积极鼓励农民创业，组建各类农村合作社，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带动大量本地农民就业，未来"林权改革"、"农村土地流转政策"也都将进一步吸引农民回乡，综合以上因素，我国预计进入城市劳动力每年减少450万。

 

　　2009年至今，国务院又先后批复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甘肃省循环经济总体规划》、《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等13个区域规划。

 

　　国家战略调整使得区域经济发展出现新格局，而劳动力的流向也由原来的"一江春水向东流"转变为在中华大地"遍地开花"。全国各地大规模的招商引资，消耗掉了大量本地劳动力，甚至使很多地区由原来的劳动力"净输出地"转变为劳动力"净输入地"。

 

　　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多。如果说当年大量的民工为了获取比种地更多的收入而背井离乡、长途迁徙，饱受流离之苦而终无法融入异地都市是一个无奈的选择的话，那么如今中西部经济的崛起使大量的劳动力能就近就业，肯定要减弱东部沿海地区对农民工的吸引力。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八五"期间，中国东部地区GDP的增收比西部地区高5个百分点，到了"九五"已经缩小到2.1个百分点。截至"十五"期间，进一步缩小到1.74个百分点。从2008年起，中部、西部、东北增长速度开始超过东部，一直到去年始终保持这样一个增长势头。

 

　　一边是用工需求的激增，一边是中国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统计数字显示：1976-1984总计出生1.77亿人，平均每年出生1967万人；1985-1993总计出生2.02亿人，平均每年出生2240万人；1994-2000年总计出生1.02亿人，平均每年出生1463万人。

 

　　同时，中国高校的扩招又导致职业技术学校生源减少。2001年至2010年比2000年累计扩招2729万人；中国持续的高校扩招，直接导致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困难，在校生人数逐年减少。

 

　　劳动力无限供应的状况已经改变，劳动力由过剩正转为相对短缺。因此，有专家提出，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已出现了"刘易斯拐点"。

 

　　所谓"刘易斯拐点"，是指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一段时期内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在拐点之前是人求工作，不涨工资也会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在拐点之后，是工作求人，不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资福利，就找不到合适的员工。一旦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这个拐点，那么依靠廉价劳动力发展的经济模式就不得不有所转变。

 

　　经济回暖，用工增加，中国出口导向增长模式恢复到正常周期。从国际贸易形势分析：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2009年12月中国出口1307亿美元，同比增长17.7%；2010年全年中国出口增速预计为11.5%。

 

　　但是，在对主要传统市场欧洲和美国出口仍然乏力的情况下，即使单月出口超预期增长，其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也无法保证。此外,资源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是出口超预期的主要推动因素，而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相对疲弱。

 

　　这些信息暗示，出口强劲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可能并不高。同时，对于美国经济来说，仍然缺乏支撑美国经济迅速走出复苏并进入强劲增长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专家们普遍估计美国需求会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也就是中国上半年出口订单增长变快，下半年能否持续还是未知数。

 

　　"民工荒"岗位集中于出口导向型企业，这些企业把命运系在订单数上。只对技术员工进行战略储备，对普工呈钟摆式变化。

 

　　刘兴忠说，但经济不可能像钟表那么精确，大活人不会任由摆布。"民工过剩"时一脚踹出去容易，招人则未必招之即来，因此就会产生所谓的"民工荒"。

 

　　也像钟摆一样对称，起步越高，摆到另一边越高。正是因为去年金融危机使订单锐减，全国约2000万民工返乡，造成如此"过剩"；今年形势好转，订单剧增，出现如此"荒"也就见惯不怪了。

 

　　同时，伴随农民工代际转换，劳动多元化，导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适龄劳动力减少。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指出：我国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现在1.5亿人以上。目前，我国正处在第一代农民工向第二代农民工快速转换的时期。农民工追求发生三大变化：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由谋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转变。

 

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择业发生了怎样的心理转变？苏州英格玛人力资源集团董事长庄志对农民工进行了这样的界定。

 

　　庄志说，第一代农民工是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城打工，兼顾农村，城市留不住。第一代农民工中的绝大部分受教育程度低，在城市中主要从事露天重体力劳动，在二元结构下很难获得城市居民的认可，更无法享有城市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

 

　　长期以来，数以百万的农民工为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却长期得不到社会的足够关怀，始终徘徊在城市的边缘。当危机爆发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便以毫不留恋的姿态迅速离开了这座城市。

 

　　第二代农民工：二十一世纪进城打工，倾向城市生活，注视自我发展能力，寻求个人创业经营。

 

　　本世纪初从中学毕业的新生劳动力开始成为进城务工主体。他们出校门入厂门，不具备农业生产技能，越来越多的进入工厂车间，在相对好的环境里，从事高科技流水生产线简单操作，但是，一个共同的感受是：工作枯燥，前途无望。

 

　　庄志说，城市生活、工作的经历改变了他们的思想观念，第二代农民工开始有了较强的主体意识，不再认可自己的农民生分，倾向于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不愿回农村，希望拥有能依托终身的技能或自主创业经营，一旦机会出现，就会转业另谋高就。

 

　　随着第一代农民工的"卸甲归田"，进入城市的第二代农民工早已脱离了老一辈"挣点钱回乡养老"的归根祈愿。他们的土地情怀较上一辈人更为淡漠，反而更想融入城市生活，增长自己的见识和阅历，得到更好的发展，进而享受和城市人平等的教育、医疗、住房等权利。然而，这些身处城市的农民工却注定只能游离在城市生活的边缘，城市给了他们梦想，却拒绝给予尊严；城市给了他们生活方式，却拒绝给予他们生存的权利。

 

　　随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增加工资、改善条件、主张权利，成为农民工的合理要求。庄志说，在对工资待遇提出新的要求的同时，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合法权益、人格尊重、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也会越来越多地渗透到广大农民工的意识中去，同工同酬、同城同位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庄志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至少有五大特征：文化程度相对较高；消费观念更加开放；80%至90%的老一代农民工将打工收入寄回家里；而65%至70%的新生代农民工则将收入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生活目标明显转移；生活方式差别显著；维权意识不断增强。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对个人自由的重视，在劳资供求关系发生逆转之时，他们的议价权正在逐步提高。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唐仁健介绍说，文件中提到的"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的"80后"、"90后"，在1.5亿农民工中占到60%，大约涉及1亿人口。

 

　　"现在拉着拉杆箱的农民跟当初扛着蛇皮袋进城的农民可不一样了。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等不是那么熟悉。"唐仁健说。

 

　　唐仁健认为，这部分农民工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享受现代城市的文明，而城市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这是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变化，乃至中国整个社会结构变化的重大问题。

 

　　这就是说，一个新时代，一个新劳工时代，已在中国揭开了大幕。但我们的产业结构并没有准备好，我们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准备好。整个国家的产业转型、社会转型，跟不上中国产业工人的升级换代。

 

　　新生代农民工与父辈的特质大不相同：他们不愿只做苦力，而是追求较好的工作环境并讲究体面。事实上，他们只是要求作为正常人的工作状态，而非父辈所要承受的艰苦劳动环境，比如日夜加班、环境恶劣，他们不要像一头拉磨的驴子一样作为工具存在的人生。更为不同的是，他们没有父辈般勤俭并要承担家庭责任，他们喜欢消费并尽量的追求个人自由与享受。

 

　　不止成千，不止上万，而是整整一代人，正在远远超越他们的父辈。他们对生命的感知，显然比父辈更细腻更丰富；他们对尊严和权利，显然比父辈更自觉更敏感；他们天然地追逐着自由和幸福。

 

　　这无须说教，也为任何说教所无从改变。

 

　　3月4日，在苏州市女职工先进表彰大会上，来自三洋能源(苏州)有限公司IP制造部丁卫芹领导的生产线被评为苏州市"五一巾帼标兵岗"。

 

　　丁卫芹老家在盐城。初中毕业后，因家中兄弟姐妹多，父母亲无力供四个孩子同时读书，排行老大的丁卫芹就主动辍学来到苏州打工。进入三洋能源后，她从公司底层做起，奋斗三年后，2007年丁卫芹成为一名线长。她所在的生产线负责生产笔记本电脑的电池。19名员工分别来自山东、河南、安徽、苏北等地，平均年龄不到25岁，其中不少是大学生，身为线长的丁卫芹是所有人中学历低的一个。

 

　　低学历的线长，带出的却是高水平团队。以丁卫芹名字命名的生产线，在三洋能源人人皆知。据了解，三洋能源公司制造部门共有117条产线，每月都要进行质量评比，去年，"丁卫芹线"每月产品一次良品率均在99.95%以上，新机种量产一次合格率更是创记录地达到，品质检验和客户投诉均为"零"，该线月月都被评为先进生产线，这在该公司绝无仅有。

 

　　留住老员工比招聘新人的成本要低得多；高离职率说明组织的经营环境不太健康，劳资关系可能存在一定的矛盾，员工归属感很低，企业缺乏凝聚力。目前，我国城镇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9.4年，即刚刚完成义务教育。

 

　　世界上什么投资的回报率高？是人（人脉、人才）。研究表明，制造业中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劳动生产率就会上升17%。

 

　　"不把工人当菩萨，会毁了自己的庙。"苏州大学博导、伦理道德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李兰芬教授说，没有谁想一辈子做操作工，也没有谁想一辈子做服务员。他们有自己的梦想，谁能给他们以希望之火，他们就愿意赴汤蹈火。

 

　　"因此，我们重视蓝领的职业发展和职业培训，帮助他们设计职业生涯成长路径，提供职业生涯规划辅导和课程，设立"明日之星"培训班，塑造先进典型、标杆、榜样，开设系列免费或部分收费课程。"

 

　　庄志也介绍说，苏州英格玛还特别重视蓝领的文化娱乐，成立员工社团、在企业或宿舍区设立阅览室、网吧、棋牌室、体育健身房、KTV等；宿舍配置有线电视；举办体育竞赛（企业运动会）、文学竞赛、摄影比赛；组织自助旅游、拓展训练、春游、登山等户外运动；组织单身Party、假面舞会、圣诞晚会等活动。

 

　　建议与英格玛合作的企业成立"员工关系部"或招募"员工关系主管"来统筹协调安排相关事务；员工关系服务外包（英格玛蓝领之家）；重视蓝领的心理健康：设立心理咨询热线；英格玛"灵儿姐姐"热线：设立心理咨询室；设置"辅导员"（每100人一个辅导员）；给基层员工信心很重要:分享企业资讯、愿景，培育员工荣誉感。目前，英格玛已经建立了五多五少模式，即：多鼓励少责备、多引导少命令、多些热情少些冷漠、多关心少怨言、多肯定少否定；及时表扬和激励（评选优秀员工）；

 

　　庄志认为，在统筹城乡、中西崛起的大背景下，中国农村经济生活正发生翻天覆地变化，随着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供应形势正悄然变化。如果仍用故有的观念、标准、条件来对待和招用农民工，"用工荒"现象发生在所难免。

 

　　但是，庄志也同意，有这样一个事实不能否认：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的375个县，14.8万个贫困村的11.1万个在西部。在贫困行政村中，有16%不通公路，4%不通电，52%饮水困难，13%不通电话，8%不通广播电视。

 

　　同时，中西部城乡收入差距3.31：1。城市15700元，农村4761元。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农村富家庭收入是穷的7.3倍。基尼系数突破警戒线达0.47。而4007万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西部。包括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中国西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东部地区40%。因此，传统的劳动力供应地人力资源的开发还有相当大的潜力。

 

　　党的十六大指出，到2050年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意味着：在未来的30年内，将有至少5亿农民变市民。

 

    "用工荒"对于目前被严重低估的劳动力价值的改善应该是一件大好事。庄志呼吁企业家们更加关心农民工，维护和保障合法权益，积极改善工作条件，合理提高待遇，共同建立和维护农民工稳定就业的良好秩序。

 

　　庄志建议，把利润率低、用工成本占比高的产品转移到用工成本低的地区。同时，把不可控制的风险变成可控制的风险；把不可控制的成本变成可控制的成本。例如，一些企业可以适时采用人事外包服务（劳务派遣、人事代理、委托招聘、实习生托管、劳动法律事务代理等）和制造承包服务（产线外包、库房外包、包装外包、品检外包等），以减少风险。